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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矿工人的“中国痛”  

2013-09-03 18:55:33|  分类: 网文新编!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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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矿工人的“中国痛” - 金梦圆婚庆 - 金梦圆婚庆

      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,

 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……

   —舒婷《祖国啊,我亲爱的祖国》

  很久以前,要发生煤矿事故,人们才会关注到煤矿工人。而现在,即使发生煤矿事故,也难引起关注,存在的,最多是一串冷冰冰的伤亡数字。

  他们已经被遗忘。

  2013年7月下旬,我们来到了黑龙江龙煤集团下属的双鸭山矿区,一个无人问津的矿区。当我们冒着淅沥的小雨走进矿区小城时,看到有一座写着“矿工万岁”的石碑,在矿区办公楼前耸立。

  双鸭山矿区鼎盛的时候,有近7000名工人。如今,产量减少,矿区职工已不足5000人了。工人告诉我们,矿已挖至第三层,再过20年这个矿就会挖空了。

  龙煤集团成立于2004年,现有26.6万员工,是中国500强企业,下设9个子分公司。8年多来,这里矿难不断,事故人数最多的一次,死了171人。

  在事故中死亡,只是煤矿工人命运最极端的一面。它无法涵盖矿工生活的全部。他们的生活,无时无刻不面对工资低、工时长、压力大、工伤频发、职业病隐患等大大小小的挑战。这个群体,承受着今天的“中国痛”。

  跌入底层的矿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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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凌晨4时,北方的天空已经泛白,远处的矿山冒着烟,许多人还在睡梦中,一名矿工的一天,早已和曙光一起开始了。

  我们来到煤区工人常师傅家中,常师傅40出头,中等身材,白净的面庞时常挂着质朴的微笑。他是一家3口唯一的经济支柱,妻子没有工作,女儿17岁,刚到哈尔滨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读书,每年的学费、杂费、生活费加起来2万多元。为了这个家,他只能选择拼命工作。

  常师傅和许多经济条件差的工人住在棚户区,这里垃圾随处可见,马路全是泥巴路,晴天走过一身灰,雨天走过一身泥。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里挤下三四户人家,没有集中供暖,上千户人家共用两个厕所。

  6时,一阵手机铃声响起,说矿上有急事缺人手。常师傅的妻子赶紧从蒸锅里取出两个馒头,这是他在井下8个小时所有的食物。妻子一边送他出门,一边叮嘱他注意安全。

  常师傅每天下井前,在段长带领下和工友高声宣誓:

  “我宣誓,为了企业利益,为了家庭幸福,我坚决做到:牢记安全理念,搞好自主保安,绝不违章作业,视安全为生命,视隐患为天敌,平安完成当班任务,用忠诚和良知确保人矿平安。”

  上午7时,一部车将已完成井下8小时工作、满脸煤灰黑黢黢的工人送上地面, 另一批面庞白净的工人火速上了车,这个车子把他们送到地下700米的工作面,开始下一个8小时的工作。这白着脸进、黑着脸出的黑铁人形象,简直成了煤炭工人的标志。

  特别引起注意的是,很多下井的工人都没有带食物,只有小部分工人像常师傅一样带了馒头、面包。年长的工人告诉我们,矿下环境阴冷潮湿,充斥着煤灰和可燃气体,他们常常自嘲自己是“三块板加一块肉”,吃喝拉撒都在两个侧板和一个顶板间小小的空间,一切都很不方便。

  这样的工作,一周7天,没有休息,每天三班倒,7时~15时,15时~23时,23时~7时,每10天换一班。一天下来,升降矿井各需要一个小时,再加上淋浴,矿工们工作超过10小时,有的会达到12小时。大部分工人每月工作时间在28天到30天之间。周六日工作没有加班费,遇到节假日上工才会有两倍工资。

  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之下,以2013年6月为例,矿区月产量达到18万吨,采这些煤所花的机械、人工等总成本为5758万元,其中有1411万元用于支付员工的工资。以最新一期环渤海动力煤均价报592元/吨来计算,矿区这月产煤的总价应该有1亿多元。工人的工资支出不到煤价的1/10,工人报酬之低可见一斑。

  井下一线作业工人,即采煤、掘进等工人工作辛苦、危险度高、劳动强度大,工资相对高一些,平均达到5000元;但像常师傅这样的井下二线作业工人,平均每月才3000元左右。若是井上的辅助工种,如搬运、检查、记录等,每月工资就只拿到1700元左右了。作业工人执行的是计件工资,段(队)长执行的是和段(队)生产任务挂钩的岗位绩效工资,井区长执行奖励工资加岗位绩效工资,矿长执行的是年薪制。

  近10年,大部分国企都难逃改制的命运。龙煤作为新成立的大型国企,虽然侥幸逃脱,还是被抛到了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。市场经济,往往是利润挂帅,至于劳动者的权益,与利润无关,自然容易被忽视。

  主体性早已不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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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80年代中期,李师傅中专毕业,像很多年轻人一样,怀着对国企煤炭行业的憧憬来到了小城,对此他感到幸运,不断强调着“那时机会好,赶上好时候”。

  快50岁的李师傅参加工作20多年,和矿上的其他工人一样,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。这种“显老”是有原因的—呼吸的是充满煤灰的空气,喝的是从矿井里抽出经过简单净化就送到居民家中“有股怪味”、“浮层油”的水,吃的是掺杂煤渣的土地种出的蔬菜,再加上辛苦的劳动、长期在井下工作时空腹……这所有似乎“慢性自杀”的生活方式,工人每天都在这里重复,怎能不加速衰老呢?

  李师傅见证了2000年至2010年煤炭行业“黄金年”的历程—全国煤炭工业总产值由1513.28亿元增加到了22109.27亿元,增幅达14倍;2011年12月,煤炭开采和洗煤行业的销售总收入达到3.62万亿元,总利润4342亿元,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。

  随着经济危机对煤炭行业的冲击,2012年以来,煤炭价格不断降低,环渤海动力煤报价从最高时的853元/吨跌至现在的不足600元。钢铁、电力等需要煤炭的行业都在萎缩,煤炭产能过剩,价格不得不下降;同时,受国内、国际煤价倒挂影响,煤炭进口快速增加,中国原产煤在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,煤炭行业一蹶不振甚至亏损似成必然。

  最近,传说龙煤要减员,这让李师傅感到非常担忧。他说,他要是没有了工作,一家4口只能喝西北风了。

  有了工作又如何呢?每天都要面对危险。

     煤炭本身就是高危险的行业,每位工人都经历过或大或小的事故,最常发生的是顶板松塌。近几年,煤层越挖越深,顶板也越来越不牢固,即使安全措施到位,顶板也有可能塌落。顶板一旦有哪怕一小块地方松动,煤渣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被射出,若是松动的地方较大,或者被砸到了胸部、头部,后果会非常严重。

  走进宿舍区,我们遇上矿难工人的妻子小丁,患有血癌的她右腿缠着厚厚的绷带,举着一双拐杖在小区里艰难挪步。她丈夫小孙是矿上的掘进工,两人婚后花了6万元买了一套房子,不久,小丁便怀孕了。一切本应是一个美好的故事。但是,今年7月5日凌晨,因为前一班的残炮没有清理干净,小孙和另一名工友小文在开掘时,残存的雷管突然爆炸,两人当场受伤。现在,两人的眼睛只能是“尽量保住”了,终身失明已是不可避免。坚强的小丁留下了眼泪,她说:“不知道俺这个孩子要送给谁养,能不能长大呢。”

  同时受伤的工友小文今年只有24岁,家庭也很拮据,新婚妻子刚怀孕两个月。

  在小丁家中,时不时有邻居来看望她,或是给她送来一些吃的东西和日常用品。邻居们不断说,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小丁一家。在她家有困难时,我们看到的是邻居们首先出手相助,经常过来嘘寒问暖,送吃送喝。

  不同于当下城市商品房小区里谁都不认识的孤立生活形态,单位社区,这一老国企工人传统居住的方式,在小丁夫妇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和支持。邻居们都是10几20年住在一起的,彼此间非常熟悉,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、紧密、稳固的社交圈;而相似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,进一步增强大家的社区认同感。

  可以看出,单位制社区还是过去的社会主义的重要遗产。

  被决定的命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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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访谈结束后,李师傅带我们到小城的中央公园散步。公园主干道旁摆放着“咱们工人有力量”、“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煤矿工人致敬”之类的雕塑。公园里花木盆栽都是10几年前的样式,这一切既在诉说着这个小城曾经的辉煌,也在表达着它如今的落寞。

  公园里散步的工人许多拄着拐杖,腿脚似乎都不太方便。矿里上了年纪的人大多患有风湿,对此他们有一套解释:“矿里潮湿,很多地方都有积水,同时风又很大,我们下井时穿着棉袄,但干起活来身上出汗,毛孔张开了,一些工人把棉袄脱下来,风灌进了毛孔,这样就得了风湿病。”

  一位60多岁的大爷过来和我们聊开。他是李师傅的老同事,现在已经退休了。一直咳嗽的他,从事井下工作30多年。井下工作面到处弥漫着煤灰、粉尘和有毒气体,而且几无保护措施,粉尘直接吸入,再加上年轻时和很多工人一样爱好吸烟(这也是他们唯一消费得起的消遣),咳嗽很正常,没有像几位工友一样患上矽肺就比较幸运了。在这里,和许多工人说话都要大声喊,听力损伤也是非常明显的。工友们说,井下环境较封闭,机器运转的巨大声音被进一步放大,而他们又缺少听力保护,老来听力自然不给力了。

  在我们的走访中,每个煤矿工人都在矿难的巨大阴影下过着拮据而艰苦的生活,工作环境恶劣,工作强度大,工资低以及工伤与职业病的频发,使得曾经风风光光的国企煤炭工人,现在沦落到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窘境。

 他们是弱者。他们和中国社会底层的其他弱者一样,其命运,很大程度上是被别人决定的。

  金融风暴后,对煤炭等国有企业的抨击不绝于耳,而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:一种是国家主义,即强化国家控制,进一步干预甚至垄断基础行业,如煤炭、电力、石油、钢铁、铁路等;另一种则是自由市场主义,即强调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,主张依靠自由市场,通过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打破垄断,为民间资本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。

  然而,无论是让煤矿工人“回归”国家,还是被抛入市场,没人去听他们的声音,并且尊重他们的“选择权”。经济上的民主权利的缺失,正是破译他们命运的密码。

  国家主义和自由市场主义都是精英主义的产物。它们或者把管理权和社会资源控制在官僚手里,或者控制在资本家手里。结果差不多:管理阶层、资产所有者与劳动者在收入方面拉开很大的差距,后者要付出极大的艰辛和冒着极大的风险,才能在“市场”中求生。他们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在不同的世界,有着不同的梦。

  访谈过程中,一名在煤矿工作了36年的老工人告诉我们,在上世纪8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前,矿长的工资为99元,而井下工人的工资是47元,二者的差距只有两倍,矿上领导和工人吃住都在一起,生活待遇没有明显区别。90年代后期,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,工人工资增长缓慢,煤矿管理阶层的工资却迅速提高,且有了专门的食堂和住房,甚至连喝水、吃饭都有了阶层属性。很清楚: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产权所有制本身,而在于小部分人垄断了“国有制”,其实质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寡头私有制。

  今天,分别站在国家和资本的立场上,关于“改革”的各种方案,仍然灵魂附体于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设计中。煤矿工人的命运困境,仍是沉重的社会命题。

煤矿工人的“中国痛” - 金梦圆婚庆 - 金梦圆婚庆http://www.ccoalnews.com 2013年09月03日 09:03 作者:潘毅 吴琼文倩 邓韵雪 南风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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